在滇池学习: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——滇池保护治理亲历记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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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概要描述】 每当我伫立滇池之滨,特别是每年的五月,总不由得在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”的情境中怀着一份欣慰、一份惆怅。 2002年5月29日,水生生物专家陈英鸿研究员在“国家滇池蓝藻水污染控制技术研究课题试验基地”潜水采样时被湖水吞没,英勇牺牲。这一事件一直激励和鞭策着我们的团队,我觉得陈英鸿先生一直在高原明珠的上空殷切地守望着。 滇池和我国很多湖泊一样,上世纪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水质急剧恶化,成为国家重点治理对象之一。自“九五”以来,国家和各级党委、政府高度重视滇池保护治理工作。我本人自1995年受命来到昆明参与滇池保护治理的研究,一直未曾脱节,至今已有二十五载,期间经历了滇池污染严重到逐渐改善的变化历程。 滇池保护治理的历程与成效 当我徘徊于滇池湖滨,想到湖泊学界赞美“生态治理的启示——日本琵琶湖的华丽转身”时,当我怀念因投身滇池保护治理献身的陈英鸿先生时,也感到在滇池“华丽转身”过程中一份发自内心的欣慰。 上世纪80年代后期,我们由贫穷积弱中奋起,在还未关注环境保护的情况下,导致滇池水体富营养化进程加速,使一个清澈美丽的湖泊坠入蓝藻水华高强度发生的重污染境况,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,水质急剧恶化。认识到这一问题后,各级党委、政府高度重视,积极开展各项治理工作。“九五”到“十一五”(1996~2010)期间,滇池水体为重度富营养,综合营养指数最高时达90;“十二五”之后,滇池转为中度富营养。到“十三五”末,主城区及环湖片区建成了5871公里市政排水管网、97公里截污管渠,28座城镇污水处理厂,日处理规模达到232万立方米,出水水质全部达到一级A标准,建成19座市政调蓄池,弥补了截污控污的不足,筑起了必不可少的湖泊保护基础设施;在湖滨恢复了5万多亩湿地和林地,初步构建起滇池生态屏障。 这些努力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,入湖污染负荷大幅削减,滇池水质由劣Ⅴ类改善为Ⅴ类,近三年来滇池全湖水质总体保持Ⅳ类,综合营养指数在60上下波动,为轻度-中度富营养水平,水环境得到明显改善。与2000年相比,2019年滇池水体化学需氧量、总氮、总磷分别减少了35%、51%、67%。滇池湖内的蓝藻水华发生面积从单次最大的182km2,不断下降,2020年比最大水华面积下降38.1%;水生植被分布面积从约4.2km2(全湖面积的1.4%),扩增到2019年的21.55km2(全湖面积的6.37%)。保护治理工作总体上逆转了滇池的退化进程,并将退化逐步转换为改善、提升净化能力的过程;这个过程既是人与自然的角力,也是人与自然融合的共力。 滇池保护治理面临的问题 滇池是断陷构造形成的湖泊,位于昆明城市下游,是流域汇水区的最低处和唯一的受纳水体。2019年滇池流域内常住人口约413万,人口密度约1414人/km2,城镇化率均超过50%,周边的生产生活导致污染负荷较高。 滇池位于缺水的滇中地区,水资源匮乏,补给系数小,换水周期长。人口密度极高导致区域水资源压力很大,流域内人均水资源量不足150m3/年,为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7%,城市供水紧张。 滇池处于低纬度高海拔地区,“四季如春”,生物的生产力高;相同营养条件下藻类光合生产的能力更高,单位产量大,繁衍时间长,藻华周年发生。 滇池生态系统严重受损。由于水体富营养化,浮游藻类成为湖泊中占绝对优势的初级生产者,取代了原来维持水清岸绿的初级生产者——水生高等植物,沉水植被分布面积从上世纪70年代的20%缩减到不足4%。浮游藻类大量滋生,使湖泊水体透明度下降,大量沉水植被出现退化,湖泊自净能力减弱。 滇池还需进一步深化系统治理、综合治理 目前滇池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,水质企稳向好,但仍不稳定,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依然处于富营养状态。这也反映出湖泊保护治理的长期性、艰巨性和复杂性,困难和挑战将始终与滇池保护治理相伴而行。这也是每当我五月徘徊于滇池湖滨时所惆怅的。 湖泊保护治理不仅仅只是单一的污染控制问题,更重要的是系统转换,这涉及到水环境、水生态、水资源、水经济、水文化诸多方面的多重环节。通过20多年的持续治理,目前滇池藻型浊水稳态阶段已经过去,正朝着藻-草共存阶段过渡。当前,既是滇池重要的进步期,又是十分敏感的波动期、振荡期,离真正实现滇池生态系统健康良性循环的目标,还任重道远。 滇池是一个“有组织的复杂系统”,其保护治理需遵循“现象大不同、技术有差异、原理须谨记、根本在流域”的原则,才能推解探索出适合滇池保护治理的模式。当前,对保护治理的“系统性、综合性、时空特异性”的解读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细化,不应该只作为一个口号。 在滇池流域生态修复过程中,生态系统变化和环境变化是同步发生的,应警惕“伪生态”“半步生态”的思维,不应把生态仅仅做成绿色景观,也不应停留在中间阶段,而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,建立多元的生态评价体系,从滇池保护治理的进程及不同边界条件的角度,深刻践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,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可能性和发展目标,开辟滇池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,从而科学制订生态城市建设方案与评价体系,重点关注区域联防联控,着重综合治理与自然修复结合,讲究景观建设与生态重构,坚定、逐步推进系统治理措施,最终实现滇池生态系统的健康良性循环。 滇池水质企稳向好的过程是昆明人民在各级党委、政府主导下,在众多科研机构协助下共同推进的科技进步过程。按照“系统论”“阶段论”的思路,遵循流域系统治理、综合治理的路线,循序渐进、扎实有序,需要一代代人费尽移山心力,久久为功,还百姓水清岸绿、鱼翔浅底的美丽景象,这个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。
在滇池学习: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——滇池保护治理亲历记忆
【概要描述】 每当我伫立滇池之滨,特别是每年的五月,总不由得在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”的情境中怀着一份欣慰、一份惆怅。
2002年5月29日,水生生物专家陈英鸿研究员在“国家滇池蓝藻水污染控制技术研究课题试验基地”潜水采样时被湖水吞没,英勇牺牲。这一事件一直激励和鞭策着我们的团队,我觉得陈英鸿先生一直在高原明珠的上空殷切地守望着。
滇池和我国很多湖泊一样,上世纪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水质急剧恶化,成为国家重点治理对象之一。自“九五”以来,国家和各级党委、政府高度重视滇池保护治理工作。我本人自1995年受命来到昆明参与滇池保护治理的研究,一直未曾脱节,至今已有二十五载,期间经历了滇池污染严重到逐渐改善的变化历程。
滇池保护治理的历程与成效
当我徘徊于滇池湖滨,想到湖泊学界赞美“生态治理的启示——日本琵琶湖的华丽转身”时,当我怀念因投身滇池保护治理献身的陈英鸿先生时,也感到在滇池“华丽转身”过程中一份发自内心的欣慰。
上世纪80年代后期,我们由贫穷积弱中奋起,在还未关注环境保护的情况下,导致滇池水体富营养化进程加速,使一个清澈美丽的湖泊坠入蓝藻水华高强度发生的重污染境况,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,水质急剧恶化。认识到这一问题后,各级党委、政府高度重视,积极开展各项治理工作。“九五”到“十一五”(1996~2010)期间,滇池水体为重度富营养,综合营养指数最高时达90;“十二五”之后,滇池转为中度富营养。到“十三五”末,主城区及环湖片区建成了5871公里市政排水管网、97公里截污管渠,28座城镇污水处理厂,日处理规模达到232万立方米,出水水质全部达到一级A标准,建成19座市政调蓄池,弥补了截污控污的不足,筑起了必不可少的湖泊保护基础设施;在湖滨恢复了5万多亩湿地和林地,初步构建起滇池生态屏障。
这些努力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,入湖污染负荷大幅削减,滇池水质由劣Ⅴ类改善为Ⅴ类,近三年来滇池全湖水质总体保持Ⅳ类,综合营养指数在60上下波动,为轻度-中度富营养水平,水环境得到明显改善。与2000年相比,2019年滇池水体化学需氧量、总氮、总磷分别减少了35%、51%、67%。滇池湖内的蓝藻水华发生面积从单次最大的182km2,不断下降,2020年比最大水华面积下降38.1%;水生植被分布面积从约4.2km2(全湖面积的1.4%),扩增到2019年的21.55km2(全湖面积的6.37%)。保护治理工作总体上逆转了滇池的退化进程,并将退化逐步转换为改善、提升净化能力的过程;这个过程既是人与自然的角力,也是人与自然融合的共力。
滇池保护治理面临的问题
滇池是断陷构造形成的湖泊,位于昆明城市下游,是流域汇水区的最低处和唯一的受纳水体。2019年滇池流域内常住人口约413万,人口密度约1414人/km2,城镇化率均超过50%,周边的生产生活导致污染负荷较高。
滇池位于缺水的滇中地区,水资源匮乏,补给系数小,换水周期长。人口密度极高导致区域水资源压力很大,流域内人均水资源量不足150m3/年,为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7%,城市供水紧张。
滇池处于低纬度高海拔地区,“四季如春”,生物的生产力高;相同营养条件下藻类光合生产的能力更高,单位产量大,繁衍时间长,藻华周年发生。
滇池生态系统严重受损。由于水体富营养化,浮游藻类成为湖泊中占绝对优势的初级生产者,取代了原来维持水清岸绿的初级生产者——水生高等植物,沉水植被分布面积从上世纪70年代的20%缩减到不足4%。浮游藻类大量滋生,使湖泊水体透明度下降,大量沉水植被出现退化,湖泊自净能力减弱。
滇池还需进一步深化系统治理、综合治理
目前滇池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,水质企稳向好,但仍不稳定,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依然处于富营养状态。这也反映出湖泊保护治理的长期性、艰巨性和复杂性,困难和挑战将始终与滇池保护治理相伴而行。这也是每当我五月徘徊于滇池湖滨时所惆怅的。
湖泊保护治理不仅仅只是单一的污染控制问题,更重要的是系统转换,这涉及到水环境、水生态、水资源、水经济、水文化诸多方面的多重环节。通过20多年的持续治理,目前滇池藻型浊水稳态阶段已经过去,正朝着藻-草共存阶段过渡。当前,既是滇池重要的进步期,又是十分敏感的波动期、振荡期,离真正实现滇池生态系统健康良性循环的目标,还任重道远。
滇池是一个“有组织的复杂系统”,其保护治理需遵循“现象大不同、技术有差异、原理须谨记、根本在流域”的原则,才能推解探索出适合滇池保护治理的模式。当前,对保护治理的“系统性、综合性、时空特异性”的解读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细化,不应该只作为一个口号。
在滇池流域生态修复过程中,生态系统变化和环境变化是同步发生的,应警惕“伪生态”“半步生态”的思维,不应把生态仅仅做成绿色景观,也不应停留在中间阶段,而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,建立多元的生态评价体系,从滇池保护治理的进程及不同边界条件的角度,深刻践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,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可能性和发展目标,开辟滇池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,从而科学制订生态城市建设方案与评价体系,重点关注区域联防联控,着重综合治理与自然修复结合,讲究景观建设与生态重构,坚定、逐步推进系统治理措施,最终实现滇池生态系统的健康良性循环。
滇池水质企稳向好的过程是昆明人民在各级党委、政府主导下,在众多科研机构协助下共同推进的科技进步过程。按照“系统论”“阶段论”的思路,遵循流域系统治理、综合治理的路线,循序渐进、扎实有序,需要一代代人费尽移山心力,久久为功,还百姓水清岸绿、鱼翔浅底的美丽景象,这个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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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当我伫立滇池之滨,特别是每年的五月,总不由得在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”的情境中怀着一份欣慰、一份惆怅。
2002年5月29日,水生生物专家陈英鸿研究员在“国家滇池蓝藻水污染控制技术研究课题试验基地”潜水采样时被湖水吞没,英勇牺牲。这一事件一直激励和鞭策着我们的团队,我觉得陈英鸿先生一直在高原明珠的上空殷切地守望着。
滇池和我国很多湖泊一样,上世纪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水质急剧恶化,成为国家重点治理对象之一。自“九五”以来,国家和各级党委、政府高度重视滇池保护治理工作。我本人自1995年受命来到昆明参与滇池保护治理的研究,一直未曾脱节,至今已有二十五载,期间经历了滇池污染严重到逐渐改善的变化历程。
滇池保护治理的历程与成效
当我徘徊于滇池湖滨,想到湖泊学界赞美“生态治理的启示——日本琵琶湖的华丽转身”时,当我怀念因投身滇池保护治理献身的陈英鸿先生时,也感到在滇池“华丽转身”过程中一份发自内心的欣慰。
上世纪80年代后期,我们由贫穷积弱中奋起,在还未关注环境保护的情况下,导致滇池水体富营养化进程加速,使一个清澈美丽的湖泊坠入蓝藻水华高强度发生的重污染境况,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,水质急剧恶化。认识到这一问题后,各级党委、政府高度重视,积极开展各项治理工作。“九五”到“十一五”(1996~2010)期间,滇池水体为重度富营养,综合营养指数最高时达90;“十二五”之后,滇池转为中度富营养。到“十三五”末,主城区及环湖片区建成了5871公里市政排水管网、97公里截污管渠,28座城镇污水处理厂,日处理规模达到232万立方米,出水水质全部达到一级A标准,建成19座市政调蓄池,弥补了截污控污的不足,筑起了必不可少的湖泊保护基础设施;在湖滨恢复了5万多亩湿地和林地,初步构建起滇池生态屏障。
这些努力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,入湖污染负荷大幅削减,滇池水质由劣Ⅴ类改善为Ⅴ类,近三年来滇池全湖水质总体保持Ⅳ类,综合营养指数在60上下波动,为轻度-中度富营养水平,水环境得到明显改善。与2000年相比,2019年滇池水体化学需氧量、总氮、总磷分别减少了35%、51%、67%。滇池湖内的蓝藻水华发生面积从单次最大的182km2,不断下降,2020年比最大水华面积下降38.1%;水生植被分布面积从约4.2km2(全湖面积的1.4%),扩增到2019年的21.55km2(全湖面积的6.37%)。保护治理工作总体上逆转了滇池的退化进程,并将退化逐步转换为改善、提升净化能力的过程;这个过程既是人与自然的角力,也是人与自然融合的共力。
滇池保护治理面临的问题
滇池是断陷构造形成的湖泊,位于昆明城市下游,是流域汇水区的最低处和唯一的受纳水体。2019年滇池流域内常住人口约413万,人口密度约1414人/km2,城镇化率均超过50%,周边的生产生活导致污染负荷较高。
滇池位于缺水的滇中地区,水资源匮乏,补给系数小,换水周期长。人口密度极高导致区域水资源压力很大,流域内人均水资源量不足150m3/年,为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7%,城市供水紧张。
滇池处于低纬度高海拔地区,“四季如春”,生物的生产力高;相同营养条件下藻类光合生产的能力更高,单位产量大,繁衍时间长,藻华周年发生。
滇池生态系统严重受损。由于水体富营养化,浮游藻类成为湖泊中占绝对优势的初级生产者,取代了原来维持水清岸绿的初级生产者——水生高等植物,沉水植被分布面积从上世纪70年代的20%缩减到不足4%。浮游藻类大量滋生,使湖泊水体透明度下降,大量沉水植被出现退化,湖泊自净能力减弱。
滇池还需进一步深化系统治理、综合治理
目前滇池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,水质企稳向好,但仍不稳定,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依然处于富营养状态。这也反映出湖泊保护治理的长期性、艰巨性和复杂性,困难和挑战将始终与滇池保护治理相伴而行。这也是每当我五月徘徊于滇池湖滨时所惆怅的。
湖泊保护治理不仅仅只是单一的污染控制问题,更重要的是系统转换,这涉及到水环境、水生态、水资源、水经济、水文化诸多方面的多重环节。通过20多年的持续治理,目前滇池藻型浊水稳态阶段已经过去,正朝着藻-草共存阶段过渡。当前,既是滇池重要的进步期,又是十分敏感的波动期、振荡期,离真正实现滇池生态系统健康良性循环的目标,还任重道远。
滇池是一个“有组织的复杂系统”,其保护治理需遵循“现象大不同、技术有差异、原理须谨记、根本在流域”的原则,才能推解探索出适合滇池保护治理的模式。当前,对保护治理的“系统性、综合性、时空特异性”的解读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细化,不应该只作为一个口号。
在滇池流域生态修复过程中,生态系统变化和环境变化是同步发生的,应警惕“伪生态”“半步生态”的思维,不应把生态仅仅做成绿色景观,也不应停留在中间阶段,而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,建立多元的生态评价体系,从滇池保护治理的进程及不同边界条件的角度,深刻践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理念,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可能性和发展目标,开辟滇池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,从而科学制订生态城市建设方案与评价体系,重点关注区域联防联控,着重综合治理与自然修复结合,讲究景观建设与生态重构,坚定、逐步推进系统治理措施,最终实现滇池生态系统的健康良性循环。
滇池水质企稳向好的过程是昆明人民在各级党委、政府主导下,在众多科研机构协助下共同推进的科技进步过程。按照“系统论”“阶段论”的思路,遵循流域系统治理、综合治理的路线,循序渐进、扎实有序,需要一代代人费尽移山心力,久久为功,还百姓水清岸绿、鱼翔浅底的美丽景象,这个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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